陈大小姐不姓陈，姓什么，村里人倒渐渐忘了。只记得她男人姓陈，排行老大，早些年下南洋，一去便没了音信。她便成了陈大小姐——这称呼里有一丝揶揄，也有一丝敬重。揶揄的是她明明守了活寡，却还端着大小姐的架子；敬重的是，她真就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。
她住在村东头那座青砖老宅里，院墙很高，门楣上还留着“耕读传家”的砖雕，字被风雨磨得只剩浅浅的影子。宅子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到她手里，已经修过三回。每回修，她都不请工匠，自己搬梯子补瓦，和泥砌墙。村里人路过，常看见她挽着袖子，裤脚扎得利利索索，露出两截藕白的小腿，在屋顶上走来走去，像个悄无声息的影子。

她爱干净，近乎执拗。青石板的院子，一天扫三遍，连墙角缝里的苔藓都刮得干干净净。春天的时候，她在院里种一株玉兰，秋天种两排菊花。花开时，她剪几枝，用白瓷瓶养着，搁在堂屋的条案上。有小孩扒着门缝看，她就招手让他们进来，一人分一朵，说：“拿回去给娘插头上。”小孩们得了花，一哄而散，她站在门口，嘴角微微翘着，像一弯淡月。

她识字，且识得不少。据说她父亲是前清的秀才，教过她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。她高兴时，会坐在玉兰树下念几句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”声音不高，像风穿过竹帘。有回，一个过路的货郎听见了，探头问：“大姐，念的什么？”她立刻收了声，脸一红，转身进了屋，“砰”地关上门。货郎讨了个没趣，挑着担子走了。此后，她再也没在白天念过诗，只在夜里，偶尔从窗缝里漏出几句，碎碎的，像梦话。
她男人走的那年，她二十三岁。如今，她四十三了。二十年里，有人劝她改嫁，她摇头；有人给她说媒，她端茶送客。久了，没人再提。只是每到腊月，她会去村口的邮局，问有没有南洋的信。邮局的老张头总是摇头。她便“哦”一声，慢慢走回去，脚步很轻，像怕踩碎什么。
去年，村里来了个年轻人，说是搞民俗调查的。他在陈大小姐的院子里坐了一下午，问东问西。临走时，他问：“您这辈子，后悔吗？”陈大小姐正给玉兰浇水，听了这话，手顿了顿。她抬起头，看着天边的云，说：“后悔什么？日子是自己过的，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”年轻人愣了愣，在本子上飞快地记。她笑了笑，把水壶放下，说：“别记了，这话不值钱。”
那天晚上，她破天荒地喝了一杯酒。酒是自酿的米酒，甜里带着一丝涩。她坐在门槛上，月亮很大，照得院子像铺了一层霜。她忽然想起出嫁那天，也是这样的月夜。她穿着红嫁衣，坐在花轿里，听见外面有人喊：“陈大小姐，到了！”那时她还不习惯这个称呼，心里想：我明明是李家的姑娘，怎么就成了陈大小姐呢？
如今，她习惯了。甚至觉得，陈大小姐，也挺好。
夜风起了，玉兰树的叶子沙沙响。她起身，拍了拍衣角的灰，走进屋，轻轻掩上门。门缝里，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，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。